【0742 韦宝要亲自动手了】（2/2）
《明鹿鼎记》作者：轩樟 2020-04-05 01:43
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
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 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
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
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
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
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
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
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
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
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
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谁当权，谁就会首先将手伸向漕运和盐铁！尤其是盐。
所以朱由校才这么谨慎，并不立刻回答韦宝的问题。
但是韦宝现在就急于向漕运伸手，要打破这种垄断，从而开展海运，海贸。
清朝是盐商和朝廷的铁器专办官员垄断，明朝是漕运总督实际控制盐铁。
钢铁工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业，近代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有整个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明代，冶铁炼钢的生产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私营铁冶不断发展壮大，而国营不断减少。
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
结果朱元璋回答：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开炉三年贮铁3743万余斤，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
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2500人。
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
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风箱还要延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代的独特创造，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铁淋灌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的方法是前进了一步。
明代后期的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
明代中期以后的生铁淋口技术，又是苏钢冶炼法的发展，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
所以，韦宝的天地会在大量从大明各地寻找高水平的冶铁人才，光是用这个时代的技术，韦宝相信，制造出能远洋的战列巡洋舰都不是什么梦想。
当然，可能受限于技术，这类大型军舰的使用寿命可能不会很长。
到了二十世纪，军舰制造水平纯属的发达国家的军纪，往往可以服役二十年到三十年，退役之后还能用二三十年，存活超过半个世纪的军舰很多。
在这个时代，能建造出服役五年，存活超过十年的军舰，韦总裁就已经很满意了。
“陛下是担心损害既得利益者，制造出大的混乱。”韦宝道：“微臣可以保证，如果将漕运海运都交给微臣，朝廷的收入将大幅度增加！不仅如此，不管出什么乱子，微臣都有能力为陛下排忧解难。微臣可以力保大明朝局稳定，内忧外患一一扫除。”
该吹牛的时候要吹牛。
更何况韦宝并不觉得他现在是在吹牛。
“嗯，嗯，过一阵再看看吧。先不谈这事了。”朱由校退缩了。
韦宝见不能再催了，点头称是，专心陪着皇帝做木工活。
韦宝知道，皇帝这是对自己没啥信心！
自己要显露出对皇帝的忠心不输给魏忠贤，并且自己的能力超过魏忠贤，并且自己不比魏忠贤难控制这三点，皇帝应该就会重用自己了。
或许，还要增加一条，还不能让魏忠贤对自己下死手！
韦宝觉得，即便是皇帝重用自己，也不会踢掉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前，应该都是稳若泰山的，所以，自己绝对不能随便与魏忠贤决裂。
回到府邸，吴雪霞、王秋雅、贞明公主、熊欣儿、杨雪都在等着他回来。
熊欣儿的兄长熊兆珪和杨雪的几个兄长都回家去了，但是她们二人则留在了韦宝的府邸，是她们自己自愿的。
韦宝让她们先回去，没有必要为了救她们的父亲而留在自己身边，但二女似乎铁了心要跟着韦宝了。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
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 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
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
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
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
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
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
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
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
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
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谁当权，谁就会首先将手伸向漕运和盐铁！尤其是盐。
所以朱由校才这么谨慎，并不立刻回答韦宝的问题。
但是韦宝现在就急于向漕运伸手，要打破这种垄断，从而开展海运，海贸。
清朝是盐商和朝廷的铁器专办官员垄断，明朝是漕运总督实际控制盐铁。
钢铁工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业，近代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有整个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明代，冶铁炼钢的生产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私营铁冶不断发展壮大，而国营不断减少。
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
结果朱元璋回答：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开炉三年贮铁3743万余斤，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
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2500人。
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
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风箱还要延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代的独特创造，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铁淋灌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的方法是前进了一步。
明代后期的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
明代中期以后的生铁淋口技术，又是苏钢冶炼法的发展，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
所以，韦宝的天地会在大量从大明各地寻找高水平的冶铁人才，光是用这个时代的技术，韦宝相信，制造出能远洋的战列巡洋舰都不是什么梦想。
当然，可能受限于技术，这类大型军舰的使用寿命可能不会很长。
到了二十世纪，军舰制造水平纯属的发达国家的军纪，往往可以服役二十年到三十年，退役之后还能用二三十年，存活超过半个世纪的军舰很多。
在这个时代，能建造出服役五年，存活超过十年的军舰，韦总裁就已经很满意了。
“陛下是担心损害既得利益者，制造出大的混乱。”韦宝道：“微臣可以保证，如果将漕运海运都交给微臣，朝廷的收入将大幅度增加！不仅如此，不管出什么乱子，微臣都有能力为陛下排忧解难。微臣可以力保大明朝局稳定，内忧外患一一扫除。”
该吹牛的时候要吹牛。
更何况韦宝并不觉得他现在是在吹牛。
“嗯，嗯，过一阵再看看吧。先不谈这事了。”朱由校退缩了。
韦宝见不能再催了，点头称是，专心陪着皇帝做木工活。
韦宝知道，皇帝这是对自己没啥信心！
自己要显露出对皇帝的忠心不输给魏忠贤，并且自己的能力超过魏忠贤，并且自己不比魏忠贤难控制这三点，皇帝应该就会重用自己了。
或许，还要增加一条，还不能让魏忠贤对自己下死手！
韦宝觉得，即便是皇帝重用自己，也不会踢掉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前，应该都是稳若泰山的，所以，自己绝对不能随便与魏忠贤决裂。
回到府邸，吴雪霞、王秋雅、贞明公主、熊欣儿、杨雪都在等着他回来。
熊欣儿的兄长熊兆珪和杨雪的几个兄长都回家去了，但是她们二人则留在了韦宝的府邸，是她们自己自愿的。
韦宝让她们先回去，没有必要为了救她们的父亲而留在自己身边，但二女似乎铁了心要跟着韦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