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9 韦爵爷的发展目标】
《明鹿鼎记》作者：轩樟 2020-04-05 01:43
满蒙通婚是很普遍的事情。
建州人祖上即和蒙古族关系不清不楚。
宏观来看，当时整个东亚大致处于本年无大事。
德川家，朝鲜多是如此。不仅仅是蒙古地方，汉区一样没什么大型内战。
自五藩之乱到川楚教乱阶段，汉区只有规模较小的骚乱。
最大一次可能是山东的王伦，然而影响依然很小。
藏区战斗力也衰落的不行。
军事冲突主要以大明边疆为主。
游牧民族军队不使用或很少使用火器，或者火器十分落后。
同时期北方游牧政权的军队，除了建奴，没多少战斗力。
就算是一百年后，这些地区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准噶尔汗国光从他们的传统武器上看，他们和过去的蒙古帝国别无二致。
但是居于中亚的他们毫无疑问受到了由火器引发的近代军事革命的影响，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装备起带火绒的火绳枪，他们还能够自己生产火药，这显然是俄国商人或者布哈拉商人的传授。
在1722年-1724年，代表彼得大帝出使准噶尔汗国的俄国大使炮兵大尉温切夫斯基，在他自己的见闻录写了一段关于准噶尔骑兵装备火绳枪比例的文字：有20名身披铠甲、头戴尖顶盔、手持马刀和梭镖的军人在行进，其后跟着15名身披盔甲、头戴护颈头盔、手持马刀和火绳枪的军人。队列中的军人共计35人，两队军人合计70人。
可见，准噶尔军队装备火绳枪的比例接近一半。
这是同时期这个游牧民族的火器装备比例。
除了弓箭和火绳枪，准噶尔军队还拥有一定数量的轻型火炮。
汗国鄙陋的手工业和冶金业让他们不懂得炮架为何物，更不用说独立铸造火炮。
但汗国的军队在和中俄长期的冲突中，缴获了少量的火炮和俘虏一些工匠，其中一位瑞典军官列诺特就为汗国铸造15门4俄磅的加农炮和20门10俄磅的臼炮，以及其他轻型火炮5门。
火器装备提高准噶尔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体现于武器效能上，也促使他们的战术革新。
准噶尔人，俄国人又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曾用300名手持火绳枪的步兵配合骑兵大败过东蒙古喀尔喀部的车臣汗，虏获了车臣汗的15万军民。
步骑协同对传统单一的纯骑兵有莫大优势，尤其是在双方数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单论火器技术，由于长期和同时期西方国家战争交流，准格尔的火器技术不低，甚至火器使用战术上面也很不低。甚至开创了步骑协同的战术。
清朝火器技术相对于明朝的进步，主要是统一了火器的规格制作工序，尤其是淘汰了明朝落后且华而不实的火门枪，如各类多管火器，而统一鸟枪为制式武器。
总体上清朝火器有制作工艺上的进步，但无根本上的技术创新，加之清朝中后期政治**，军备废弛，火器质量反而大不如前，同时士兵过分依赖火器导致肉搏能力丧失，面对同时期火器技术飞跃的西方军队则显得十分无力。
真得把胜利仅仅归功于火器的话，大明的火器不比大清差，怎么就在解决蒙古问题上耗费了这么多精力而完全没有效果。
清是凭线列阵打垮游牧民族的，首先清朝确实是使用了线列战术这确实没错。但是效果并不怎么好。
准噶尔汗国野战相当不错，但因缺乏重型火炮而攻城乏力，这一短板在和清帝国的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有能力在野战上重创清军，但清军依托以哈密城为核心的堡垒线总是能够遏制准噶尔人扩大战果，然后清军再以准噶尔难望项背的速度卷土重来。
这就意味着清帝国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切换持久防御或积极进攻的战略，而准噶尔人只能被清拖着鼻子走大清野战劣势，防守强势。
在韦爵爷看来，这与晚明和清朝的战争中明军的处境类似。
大明为何没大规模出现西方那种排队枪毙式的火枪阵，这是韦爵爷想不通的，凭汉人的聪明程度，凭当时明军的火枪数量，发展出排队枪毙式的列阵战法，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清军的纪律性，作战观念都很落后，这个战术跟同期西方比，落后了太多。
那么，清在军事理念和兵器都不占优的情况下，是如何打败准格尔的？
首先打准格尔可一点都不简单，清死磕了三代皇帝才解决的事情。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国家体系的对抗，绝不仅仅是武器和士兵的对抗。
清败准噶尔，背后是十分强盛的国家，外面是沙俄和清的合作，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得准噶尔同时被清和沙俄联合绞杀。
清灭准格尔是综合国力为主，外交政策为辅取得的胜利。
因为明朝根本就不认为蒙古是问题。
太祖以后，蒙古对明朝政权并没有实际威胁，明朝也缺乏解决蒙古问题的动力。
边地百姓死活，东林党的老爷们和阉党的老爷们都是不在乎的，老爷们能关心大明的命就不错了。
至于京城会被围，要是按老爷们的想法儿留在南京，那就连北京被围都不是事儿了。
事实上明朝中后期几次振作，都对应着北京的危机，成化对应正统景泰，隆万对应嘉靖。
大明这样的老大帝国，没个首都被围级别的危机，是不可能对现状有动作的。
万历时明朝一年只有四百万两银子的进账，这样的政府可以说连搜刮都不会，真是穷得叮当响。
真正时刻面对着亡国危机的两宋搜刮能力都比明朝强。
何况蒙古诸部别说有灭亡明朝的能力，连灭亡明朝的想法儿都没有，俺答汗所作所为怎么看也不是想进中原当皇帝的样子。
至于大清，本身就有很强的草原属性，准噶尔真正地给清朝造成了国本动摇级别的危险。
匈奴强而东胡亡，蒙古兴而金国灭，一旦准噶尔统一草原，那么清朝赖以压制汉地的满蒙同盟自然瓦解，这是要命的事情。
大清真的有钱。乾隆光为个大小金川土司就砸了七千万两银子进去。
七千万两，万历十几年间挨了全天下的骂，收来的矿税不到一百万两。
光是平大小金川的钱就够万历同时打三四个抗倭援朝的了。
何况清朝对准噶尔部的彻底征服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在18世纪中叶，换了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一定会倾全力犁廷扫穴全灭准噶尔。
而失去了这个机会，恐怕就再无机会了。
放眼整个中国史，也就是汉武帝，唐朝皇帝，刘彻李治少数人既敢做这种决策，又能把事情办成。
康熙打烂了葛尔丹，准部就不再能作为清朝亡国级边患，所以康熙后期是以守卫内蒙为宗旨，并无全力出击之念。
雍正因能力问题而无法出击伊犁，嘉道两位则全无人君气象，他们都不像乾隆好大喜功，激励奋进。
乾隆是连爬雪山越高原打廓尔喀这种完全不计成本的事情都要做的人，乾隆有野心也有能力，更恐怖的是，乾隆手里真的有钱。
平准噶尔所则带来一系列相应作用，受准噶尔部压制的回部被清廷打爆，天山南路纳入版图，准部跨越无人区奇袭拿下拉萨，清廷为了搞定宗教问题也得杀入西藏，杀入西藏要通过青海，侵用和硕特蒙古地盘导致罗卜藏丹津反叛，灭了萝卜后青海只能成为实控。
青海不宁则入藏另一条路需要打通，川西的大小金川就得挨打。
准噶尔部和沙俄勾结，为了打断联系就得与沙俄展开外交，外东北疆界就得确认。
真的换人来做西域再征服的事情，韦爵爷自忖自己就不一定能做得像康乾一样好，因为对西域而言，搞定蒙古西藏只是起点，搞定中亚和沙俄才是问题的终点。
这个终点，直到苏解体不存在了，才算到达。
乾隆能在西方势力杀入东亚的前夕完成这个起点，是对华夏有大功的。
韦爵爷从来不会因为清朝本身带有的残暴无耻、戕害人民的属性而否定康乾为边疆做出的努力。
清廷对蒙古的控制，甚至慈禧御下的一系列高级手段，都是韦宝很佩服的。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大军出塞把元朝残余撵到漠北，可是还是没法斩草除根，草原上永远是一波一波游牧民族。
到后来明朝干脆形成烧荒惯例，每年秋天派人去长城以北放火。
《英宗实录》说：“御虏莫善於烧荒，盖虏之所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虏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虏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
明朝方逢时《烧荒行》云：“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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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人祖上即和蒙古族关系不清不楚。
宏观来看，当时整个东亚大致处于本年无大事。
德川家，朝鲜多是如此。不仅仅是蒙古地方，汉区一样没什么大型内战。
自五藩之乱到川楚教乱阶段，汉区只有规模较小的骚乱。
最大一次可能是山东的王伦，然而影响依然很小。
藏区战斗力也衰落的不行。
军事冲突主要以大明边疆为主。
游牧民族军队不使用或很少使用火器，或者火器十分落后。
同时期北方游牧政权的军队，除了建奴，没多少战斗力。
就算是一百年后，这些地区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准噶尔汗国光从他们的传统武器上看，他们和过去的蒙古帝国别无二致。
但是居于中亚的他们毫无疑问受到了由火器引发的近代军事革命的影响，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装备起带火绒的火绳枪，他们还能够自己生产火药，这显然是俄国商人或者布哈拉商人的传授。
在1722年-1724年，代表彼得大帝出使准噶尔汗国的俄国大使炮兵大尉温切夫斯基，在他自己的见闻录写了一段关于准噶尔骑兵装备火绳枪比例的文字：有20名身披铠甲、头戴尖顶盔、手持马刀和梭镖的军人在行进，其后跟着15名身披盔甲、头戴护颈头盔、手持马刀和火绳枪的军人。队列中的军人共计35人，两队军人合计70人。
可见，准噶尔军队装备火绳枪的比例接近一半。
这是同时期这个游牧民族的火器装备比例。
除了弓箭和火绳枪，准噶尔军队还拥有一定数量的轻型火炮。
汗国鄙陋的手工业和冶金业让他们不懂得炮架为何物，更不用说独立铸造火炮。
但汗国的军队在和中俄长期的冲突中，缴获了少量的火炮和俘虏一些工匠，其中一位瑞典军官列诺特就为汗国铸造15门4俄磅的加农炮和20门10俄磅的臼炮，以及其他轻型火炮5门。
火器装备提高准噶尔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体现于武器效能上，也促使他们的战术革新。
准噶尔人，俄国人又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曾用300名手持火绳枪的步兵配合骑兵大败过东蒙古喀尔喀部的车臣汗，虏获了车臣汗的15万军民。
步骑协同对传统单一的纯骑兵有莫大优势，尤其是在双方数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单论火器技术，由于长期和同时期西方国家战争交流，准格尔的火器技术不低，甚至火器使用战术上面也很不低。甚至开创了步骑协同的战术。
清朝火器技术相对于明朝的进步，主要是统一了火器的规格制作工序，尤其是淘汰了明朝落后且华而不实的火门枪，如各类多管火器，而统一鸟枪为制式武器。
总体上清朝火器有制作工艺上的进步，但无根本上的技术创新，加之清朝中后期政治**，军备废弛，火器质量反而大不如前，同时士兵过分依赖火器导致肉搏能力丧失，面对同时期火器技术飞跃的西方军队则显得十分无力。
真得把胜利仅仅归功于火器的话，大明的火器不比大清差，怎么就在解决蒙古问题上耗费了这么多精力而完全没有效果。
清是凭线列阵打垮游牧民族的，首先清朝确实是使用了线列战术这确实没错。但是效果并不怎么好。
准噶尔汗国野战相当不错，但因缺乏重型火炮而攻城乏力，这一短板在和清帝国的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有能力在野战上重创清军，但清军依托以哈密城为核心的堡垒线总是能够遏制准噶尔人扩大战果，然后清军再以准噶尔难望项背的速度卷土重来。
这就意味着清帝国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切换持久防御或积极进攻的战略，而准噶尔人只能被清拖着鼻子走大清野战劣势，防守强势。
在韦爵爷看来，这与晚明和清朝的战争中明军的处境类似。
大明为何没大规模出现西方那种排队枪毙式的火枪阵，这是韦爵爷想不通的，凭汉人的聪明程度，凭当时明军的火枪数量，发展出排队枪毙式的列阵战法，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清军的纪律性，作战观念都很落后，这个战术跟同期西方比，落后了太多。
那么，清在军事理念和兵器都不占优的情况下，是如何打败准格尔的？
首先打准格尔可一点都不简单，清死磕了三代皇帝才解决的事情。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国家体系的对抗，绝不仅仅是武器和士兵的对抗。
清败准噶尔，背后是十分强盛的国家，外面是沙俄和清的合作，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得准噶尔同时被清和沙俄联合绞杀。
清灭准格尔是综合国力为主，外交政策为辅取得的胜利。
因为明朝根本就不认为蒙古是问题。
太祖以后，蒙古对明朝政权并没有实际威胁，明朝也缺乏解决蒙古问题的动力。
边地百姓死活，东林党的老爷们和阉党的老爷们都是不在乎的，老爷们能关心大明的命就不错了。
至于京城会被围，要是按老爷们的想法儿留在南京，那就连北京被围都不是事儿了。
事实上明朝中后期几次振作，都对应着北京的危机，成化对应正统景泰，隆万对应嘉靖。
大明这样的老大帝国，没个首都被围级别的危机，是不可能对现状有动作的。
万历时明朝一年只有四百万两银子的进账，这样的政府可以说连搜刮都不会，真是穷得叮当响。
真正时刻面对着亡国危机的两宋搜刮能力都比明朝强。
何况蒙古诸部别说有灭亡明朝的能力，连灭亡明朝的想法儿都没有，俺答汗所作所为怎么看也不是想进中原当皇帝的样子。
至于大清，本身就有很强的草原属性，准噶尔真正地给清朝造成了国本动摇级别的危险。
匈奴强而东胡亡，蒙古兴而金国灭，一旦准噶尔统一草原，那么清朝赖以压制汉地的满蒙同盟自然瓦解，这是要命的事情。
大清真的有钱。乾隆光为个大小金川土司就砸了七千万两银子进去。
七千万两，万历十几年间挨了全天下的骂，收来的矿税不到一百万两。
光是平大小金川的钱就够万历同时打三四个抗倭援朝的了。
何况清朝对准噶尔部的彻底征服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在18世纪中叶，换了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一定会倾全力犁廷扫穴全灭准噶尔。
而失去了这个机会，恐怕就再无机会了。
放眼整个中国史，也就是汉武帝，唐朝皇帝，刘彻李治少数人既敢做这种决策，又能把事情办成。
康熙打烂了葛尔丹，准部就不再能作为清朝亡国级边患，所以康熙后期是以守卫内蒙为宗旨，并无全力出击之念。
雍正因能力问题而无法出击伊犁，嘉道两位则全无人君气象，他们都不像乾隆好大喜功，激励奋进。
乾隆是连爬雪山越高原打廓尔喀这种完全不计成本的事情都要做的人，乾隆有野心也有能力，更恐怖的是，乾隆手里真的有钱。
平准噶尔所则带来一系列相应作用，受准噶尔部压制的回部被清廷打爆，天山南路纳入版图，准部跨越无人区奇袭拿下拉萨，清廷为了搞定宗教问题也得杀入西藏，杀入西藏要通过青海，侵用和硕特蒙古地盘导致罗卜藏丹津反叛，灭了萝卜后青海只能成为实控。
青海不宁则入藏另一条路需要打通，川西的大小金川就得挨打。
准噶尔部和沙俄勾结，为了打断联系就得与沙俄展开外交，外东北疆界就得确认。
真的换人来做西域再征服的事情，韦爵爷自忖自己就不一定能做得像康乾一样好，因为对西域而言，搞定蒙古西藏只是起点，搞定中亚和沙俄才是问题的终点。
这个终点，直到苏解体不存在了，才算到达。
乾隆能在西方势力杀入东亚的前夕完成这个起点，是对华夏有大功的。
韦爵爷从来不会因为清朝本身带有的残暴无耻、戕害人民的属性而否定康乾为边疆做出的努力。
清廷对蒙古的控制，甚至慈禧御下的一系列高级手段，都是韦宝很佩服的。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大军出塞把元朝残余撵到漠北，可是还是没法斩草除根，草原上永远是一波一波游牧民族。
到后来明朝干脆形成烧荒惯例，每年秋天派人去长城以北放火。
《英宗实录》说：“御虏莫善於烧荒，盖虏之所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虏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虏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
明朝方逢时《烧荒行》云：“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